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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孩子打了，你不打，你说要等他回心转意，转转转，他转世了都不带转意！

    她又哭，哭得我心烦。

    不过那些都是小问题，她那边都快被我给攻克了，但没想到最后问题出在了我爸身上，他看那孩子看了不过一天的功夫，就和他缔结下了深厚的亲情，以至于我后来要送那孩子去福利院，他还给我上演了一幕现场版的爷孙情未了。

    未了个屁！未启还差不多。

    但我最终没拗过他。

    老爷子上了年纪以后，就特别喜欢小孩，平日里我去上课他就在院子里一边晒太阳，一边羡慕着别人家有孙子，这些年过来，他也认清我这辈子是给他弄不出来一个亲孙子了，好不容易白捡个便宜孙子说什么也不撒手。

    因此有点于心不忍，这份不忍是双向的，一向对他，一向对我自己。

    我看着襁褓里小婴儿黄黄的皮肤，和皱巴巴的脸。

    真的太丑了。

    我委婉地跟我爸表达了一下我的拒绝理由，他特别没有好脸色的看着我，说你小时候也这德行，他这是小儿黄疸，扔医院照一照就好了。

    我起初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但没想到这小崽子褪了黄疸之后还是个白净的主儿，再一大一些五官也长开了，跟他妈那张妖里妖气的脸不同，模样生得倒还挺秀气的。

    而且这小子还挺聪明的，我从来没教他喊过爸爸，他自己竟然无师自通，还学会了我爹教他喊的爷爷，后来我又试着教他一些长句子，比如我是捡来的，他学得也挺快的，然后我就被我爸打了。

    但是后来回想起，当时留下他是个正确的决定，这个小家伙也算是帮我完成了我爸最后的心愿，以至于他离世的时候，可以不要那么遗憾。

    不过当家里只剩下我和他大眼瞪小眼的时候，日子就比较尴尬了，屁大点孩子没法一个人扔家里，我就只能带着他去上班，不过等到上学之后就轻松多了，只有周末的时候在家烦人。

    大概是他升初中那一年，南方沿海一代突然大面积爆发瘟疫，先后出现了几个死亡案例，才彻底引起广泛的关注，对局部地区进行了封锁。

    但是久久没有好转，死亡的人数还在增加，最后报道怀疑说可能与海洋污染有关，于是上头又下令掉了一批生物学和环境学的学者过去，其中就有我的老师。

    老师把我也带过去了，走前还开玩笑说，反正咱俩都无牵无挂，嗝儿屁就嗝儿屁，我当时也笑了，可是当晚上收拾行李的时候，那个小家伙抓着我的行李箱边，仰着小脑袋问我要去哪，我又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了无牵挂。

    于是我蹲到他面前，说爸爸要去出差，回来给你带礼物。

    我给同事打了个电话，说要把这小孩儿在他家扔一段时间，我要是没能回来，这孩子就送他了。

    他在电话那头骂我，说你可真会占便宜，现在养个孩子多费钱，你还当是从前呢，有口饭吃就能活，

    然后让我早点回来，还说没人给我养儿子。

    *

    我走的时候那小子应该还在上学，我跟着老师和其他的学者以及他们的助手一块乘上了专机，降落的时候就看见机场围了很长的横幅，上面写着欢迎我们的到来。

    戴上初步的防护措施之后，我们这一行人就被拉去疫苗研发基地，在入口处又排着队去测体温，发全套的防护服，我和老师互相给对方弄好，紧接着就跟着引导人员去了隔离区。

    “这个病的症状大家在来的时候应该已经收到了详细的报告，我就不赘述了，我们接下来要去的是重症隔离区，最初发现的感染者群体现在只有两个身体素质相对较好的患者幸存，这个病已经证实具有人传人的现象，但是尚未发现具体的传播途径，大家在采样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

    老师他们在前打头，我们跟在后面，这些见惯了大风大浪的人走起来的气场都感觉非同一般。不过最大的原因还是我怂了，什么防护常识都随着行走带的风散出去了。

    隔离区的消毒水味道相当呛鼻，熏得脑内思路也渐渐飘乎，我开始忍不住可怜这两个被留下来的家伙，他们自身的病痛可能都没有舆论压力带来的折磨多。

    但我对他们的悲悯也就局限在那一小段路上，当宋嘉遥从病床上抬起眼皮看了我一眼，我才意识到命运跟我开了个多大的玩笑。

    左大川和宋遥遥18

    像是有人在我脑子里放起了炮竹，噼里啪啦几秒钟的光景，就把我所有的理智都炸成了一盘散沙，回过神来我已经手脚并用挂在宋嘉遥病床的床尾，老师骂骂咧咧地在后面拖我，和安保人员一起，差点没把我和宋嘉遥的病床给一块拖走了。

    宋嘉遥看见我了，毕竟我闹得那样丢人，还隔着口罩歇斯底里地喊他的名字。

    他肯定也认出来我了，过于消瘦的脸把他那双眼睛衬得很大，初见时的那种美感早就被长期的压力，后期的绝望，以及突如其来的病痛磨灭的一点都不剩了，我却只觉得心疼的厉害。

    老师被我连累的也倒了霉，板板正正地站在负责人面前挨训，他以前什么时候看过别人的脸色，只是当时的我差劲到毫无自觉，被保安拖出来之后，还在扒着厚重的玻璃往里面看。

    回到实验室的路上我才冷静下来，老师把我拉到门口用绿色亚麻布和挂着绣红的支架做成了临时通道口那儿，我以为他会抽我一巴掌，至少也要骂我一顿，但他没有，他个头比我矮一些，再加上常年驼背，看上去更加矮小。

    他低着头看地面，我也低着头看着他在看的那块地面，他摘下口罩，我也跟着摘下口罩。

    我猜他肯定憋了一肚子话，只是看见我当时的落魄样儿什么都不说出来，最后只是干巴巴地把口罩戴了回去。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我还是很失望。”他说，声音里的怒气被口罩过滤掉了一些，但我还是能听出来，“你说你没有远大理想，可以，但我希望你能认识到，你现在是一个科研工作者，你在灾区。”

    说完他转身进了研究室，自动门在他身后缓缓合上，把我留在了外面。

    我看见他一面向前走，一面举起了手臂。

    我听见他用那常年被烟熏的，像个破锣一样的嗓子高声喊道：“各组仪器都OK吗？”

    其他人陆陆续续从各个方向回应他。

    “今晚把这玩意儿拆解出来有信心吗？”

    “有！”这一次的回应倒是相当的整齐嘹亮。

    我走上前去，自动玻璃门便又在我的眼前徐徐打开，门口挂着一点文化水平都体现不出来的标语——干死病毒，也不知道是哪个研究所的教授给起的。

    他的话无疑是给了我两鞭子，把我从失而复得又可能得而复失的cao蛋情感中抽醒。

    我一步一步走向那个一尘不染的cao作台，在这个三天速成的实验室里，所有设备不是全新的，就是从附近研究所搬过来的，随便拉出来个大家伙动辄也要上千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