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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候，一切都变得小心翼翼。

    谢衍也没有将对瞿平生的怨念转嫁无辜的小宝宝身上，和谢蔓一样满怀期待地盼着他出生。

    高三只剩下一半，该学的课程都已经学得差不多了，谢衍选择每天来回照顾jiejie。

    谢蔓运气好，妊娠反应不明显，在警方处理完陶冶的事情后，她的工作，生活逐渐恢复正轨，还买了很多玩具和婴儿用品囤在家里。

    意外到来的那天，一切都像往常一样。

    谢蔓吃过午饭，提着一堆设计稿和样衣说要去见客户谈生意，谢衍也没想太多，叮嘱她早点回家，天气不好，可能要下雨，谢蔓答应得好好的，可是到了傍晚都没回家。

    大雨滂沱，谢衍担心她被雨淋湿感冒，不停地打电话过去想给她送伞，刚开始没人接，后来终于有人接的时候，却是个陌生男人的声音。

    “她是你什么人？”对方问。

    “我jiejie。”

    “你来东区医院一趟吧，她不行了。”

    身边唯一的亲人突然离世，那滋味用天崩地裂来形容都不足为过。

    谢衍当时的大脑完全是空的，愣了好一会才冲进雨幕，他忘记换鞋，忘记拿钥匙，也不记得自己是怎么钻进出租车的。

    窗外的风雨呼啸而过，他的内心被恐惧填满，他恨不得能瞬移到医院，可真到了地方，又不敢踏进急诊室的大门。

    听人说，谢蔓走得很不安详，被抬上救护车之前瞳孔是瞪圆的，面目狰狞，很吓人。

    谢衍没能见上她最后一眼，只看见腹部位置有一团骇人的鲜红，素色的长裙已被夺目的红色浸染。

    他大脑缺氧，晕血症发作，就这样栽倒在谢蔓的床边。

    瞿铮远越听越觉得心慌，他都无法想象那么小的一个孩子，要如何独自面对亲人的离去，孤寂的夜晚，承受多少思念的凌迟。

    谢衍以为这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天灾，后来匪夷所思的一切却告诉他，这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人祸。

    在知道谢蔓是在陶冶的公司被捅伤之后，谢衍就觉得这件事情不会那么简单，于是立刻报了警。

    陶冶和他的证人向警方陈述了当时的情况，说因为发生一些口角，谢蔓发疯一样地抓起水果刀伤人，陶冶手臂多处被划伤，在防卫时不小心刺中谢蔓腹部。

    谢衍知道陶冶这人不简单，申请调查监控，神奇的是，陶冶办公室门口的一处监控被拆掉了。

    陶冶说那台监控坏了，很久之前就拆了，而谢衍分明看见安装监控的位置和周围的墙壁有着很明显的色差，那显然不是“很久之前就拆掉了”的痕迹。

    证据的消失让这个案子变得更加可疑，可警方不知道是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办案理念还是真的由多年的从业经验判断这就是一起普普通通的民事纠纷案件，建议陶冶和谢衍私下进行协商解决。

    唯一能替人说公道话的执法部门竟然作出如此草率的评判，谢衍当时真的感觉天都要塌了。

    一方有权有势，有人证物证还有伤口在身，一方是孤立无援只有一腔热血的小少年，满肚子的委屈无处诉说。

    陶冶一口咬死谢蔓先动手，谢衍只得去找其他证据。

    他翻出陶冶之前放在谢蔓包里的追踪器，还有一些聊天记录，想证明是陶冶先引诱谢蔓过去，可这些东西只有当事人清楚是怎么回事，并不能作为直接证据。

    有个刚上任没多久的好心民警告诉他，这事儿可以直接上法院起诉试试看，不过证据不足，希望是很渺茫的。

    谢衍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四处询问，最后一纸诉状将陶冶告上法庭，不过等待法院接受审理还需要一段时间。

    谢蔓火化的日子离高考很近，谢衍坐在考场里，边哭边写，他整整三个晚上没合上眼，因为一闭上眼就是噩梦。

    第二天下午的考试因为身体不适而昏厥在考场，最后的成绩可想而知。

    爱情，亲情，前途，一样一样地被摧毁，而那个制造伤害的人竟然不用承担一点责任，这是谢衍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的事情。

    他还是一个从未走出过象牙塔里的乖学生，相信公平正义，寄希望于法院的审判。

    那么坏的一个人，怎么就人人相信他的话呢？

    这费那费倒是交了不少，可法院的一审判决下来，却是寒了他的心，他也逐渐意识到这件事情大概不会按照他预想的那样进行下去了。

    可他不甘心就这么算了，拿了之前买给谢蔓的录音笔去找为陶冶作证的那个人，想问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他甚至学着成年人溜须拍马的样子，去水果店买了好些水果才敢上门。

    他至今记得，那男人叫张明生，家里有妻有儿。

    那会正是梅雨季节，夜里的风很大，张明生还是将他带到了家门外的小公园里。

    谢衍刚恢复的身体被狂风吹得头痛欲裂，张明生抱着胳膊，露出了不怎么明显的笑意：“你还挺有诚意，但这些对我来说没什么用，你别白费心思了。”

    谢衍敏锐地嗅到了点什么，他猜想这个张明生大概和陶冶是一丘之貉，但还是鼓起勇气，拿出了少年人天真的诚意来。

    “你不喜欢水果可以换别的，只要你肯告诉我实话，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

    张明生忽然大笑起来，可悲地看着他：“想要我说实话当然可以，但是你有钱吗？”

    谢衍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他半张着嘴，说不出话。

    在他的观念里，实话实说那是最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他第一次真切地触碰到这些肮脏的交易，领悟到一件事情——原来在一些人眼中，良心是可以用来贩卖的。

    兜里的录影笔还开着，他竭力保持镇定：“那这么看来，陶冶给了你不少钱，你可以跟我说个数，只要你肯说实话就行。”

    张明生用一种复杂的目光打量着谢衍，报了个数说：“除非你能拿出比这更高的价格。”

    谢衍颤抖着握住手中的证据，恳请警察按刑事案方向继续查下去，彻查张明生和陶冶的往来账户，当时他哪里知道，陶冶的姐夫是公安局里有头有脸的人物。

    凭借着姐夫的人脉关系，轻而易举地就毁掉了最后一份证据，并且用严肃的语气警告谢衍不要再做什么无用功了，陶冶和张明生的账户一切正常。

    至此，最后一根稻草也压了下来。

    时隔多年，谢衍在回忆这段过去的时候，还是没能抑制住汹涌的眼泪，瞿铮远无比心疼地抱住他，却不知道该怎么安慰。

    他知道，谢衍不光是对审判结果感到失望，更是对警察这份闪耀着光辉的职业感到失望。

    如此残忍现实的打击，对于一个从小向往公平正义，崇拜父亲的乖小孩而言，大概是毁灭性的。